台湾流行文化

选自：《世界上的女生：全球背景的女生史》第83-102页，珍妮弗·海格伦（Jennifer Helgren）与科琳·瓦斯康塞洛斯（Colleen Vasconcellos）等人合著，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。 翻译：Olive 说明：本文注释如非特别注明都是作者注释。 作者简介：马嘉兰（Fran Martin），墨尔本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，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未来院士。 马嘉兰副教授的研究重点是电影、电视、文学、社交媒体及当代华语世界其他传播媒介中的酷儿性学，同时也从事中文酷儿小说的文学翻译工作。学术著作有：《回溯：当代华语文化与女性同性想象》、《性定位：台湾小说、电影及大众文化中的酷儿呈现》、《天使之翼：台湾当代酷儿小说》、《亚太酷儿：性别与性的再思考》及《移动文化：亚洲酷儿新媒体》等。她目前正在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出资的“求学/自我求索”项目( http://www.mobileselves.org )，该项目专注于在澳洲大学学习的中国女留学生的研究， 为期五年。 20世纪90年代，有关女生的流行概念——“女生力量”、“女生乐队”、“女摇滚”，还有“辣妹(the Spice Girls)”、“暴女（Riot Grrrl）”、“赛博女孩（cybergirls）”等等——逐渐在欧美商业音乐中出现，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亦然。西方语境和英语语言之外，“女生”的范畴如何？90年代的商业和流行运动中，“辣妹”等“女生力量”，经什么渠道传播到西方以外，转变为当地语境后，对本土女生和妇女产生了什么影响？本文试图用90年代中期，我在台湾生活时非常熟悉，持续研究的个案：独立摇滚歌手、词曲作者和制作人陈珊妮，来分析女生文化在全球流动过程中非西方的表现，以解答这些问题。借个案研究我也想探讨，全球化的音乐女生文化和台湾本土的实例，如此复杂的文化交流该如何概念化。 虽然后续的分析聚焦于一个相当年轻的女音乐人和她的女粉丝，但本研究关注的是女生。“女生”被理解成一个漫谈的范畴，而不是由性别和年龄定义的具体群体。台湾日常交流的官方用语中有几个词与英文的“girl”相似。上文提到的流行文化和流行女性主义的用法中，“女生”最接近、也通常会被翻译成“girl”。其他还包括从日语衍生的“少女”，字面意思是“年轻的女性”，通常仅指青春期女生（12到2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）[1]。“girl”的另一种叫法是“女孩”（或“女孩子”），字面意思是“孩童时期的女性”，这个词现在在口语中广泛使用，有点类似“女生”，但更加的孩子气意味。词源学上，“女生”是从较长的“女性学生”衍生出来的，大约在19世纪后期开始在当地使用。当时的台湾，“女生”并不真的指字面意思划分出的特定群体：大约四十岁以下的女性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都可以被称作“女生”。“女生”范畴，如今成为世界女性性别概念化的流行文化符号：我认为，这一概念化，与流行女性主义和针对女性的娱乐文化，共同在全球形成的某种态度有关。 [1]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性别范畴的转变，见萨拉·e·史蒂文斯（sarah e. stevens）《形象的现代性：民国时期的新女性和现代女生》，nwsa journal 15(3): 82-103。 “女生”之外，本文还关注另一种女性认同的范畴：“女同志”，指代女性同性欲望、文化和身份的名词之一。陈珊妮有关女生的表演，是批判的、流行女性主义的，关注当地女同性恋粉丝群体对此的反应，本文认为“女同志”与最近兴起的“女生”是平行但相关的范畴。关键问题是，如何确定女同志这一在台湾相对较新的身份范畴（90年代后期），与更广泛的“女生”范畴相关。我将以陈珊妮和她的女同性恋粉丝为例，先通过各种流行女性主义内在的关联，阐述“女生”与“女同志”范畴的相关性。[2]之后再进一步建立“女生”范畴与“同性爱”主题在概念上的关联性，需要强调的是，在台湾，对于女生和年轻女性的同性关系，存在普遍的讨论，但对“女同志”身份的话语则非常少。着手像“女同志”这样非欧美性别认同范畴的研究，还必须考虑一个更广泛的问题，如何在跨国的框架下将“性别”理论化。 [2]20世纪90年代台湾华语流行音乐制作的产业背景，可以见我的论文《星球上的女人：全球化和台湾的女生摇滚》，Perfect Beat 7.4 (January 2006)，本文部分转载。其他部分也出现在我之前的论文《完美的谎言：陈珊妮和华语流行音乐中女同性恋的表现》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 4:2 (August 2003): 264-80，还有部分材料改写自我的书籍《定位性：台湾小说的酷儿表现》的引言，Film and Public Culture (Hong Kong: Honk Kong University Press) 2003。 性别的跨国理论 福柯（Foucauldian）在学术著作《性经验史》中阐述，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双性恋和异性恋等性别认同——事实上，甚至“性别”本身被理解成个体多元而固有的属性——是现代才被发明的概念，并且只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。[3] 戴维·霍尔珀林 (David Halperin)简明概括道，“性别[……]确实有一段历史，但[……]不是很长。”[4]历史研究表明，“女同性恋”“男同性恋”等当代性少数群体的出现，是在20世纪西方非常特殊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和空间转型下出现的，与日益提高的城市化，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化而引发的旧家庭结构改变有关。[5]如果性别、性别范畴和性别认同是历史特定的，那么它们也具有地理特征：理解和接受性别的方式会随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变化。近年来，对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来说，核心问题是欧美范式的性少数群体、风格和亚文化，正在逐渐全球化——如何更好的着手研究被称之为“全球酷儿化”（global queering）的现象。[6]跨人文和社科的最新研究，影响了伊丽莎白·A·波维内利（Elizabeth A. Povinelli）和乔治·昌西（George Chauncey）关于男女同性恋“跨国转变”的研究，该研究假设当代性别知识的融合性特征，强调跨地域流动和“全球化”。[7]纵观欧美研究的趋势，普遍都会设想性别和性向的范畴及其历史，学者们强调多样阐述性别历史的必要性。[8]大致上这些研究里，古典人类学模型——由地缘政治或语言边界简单区分的多元的性别“文化”，已经让位于詹姆斯·克里夫（James Clifford）提出的性别文化模式，他的文化理论强调“旅行”而不是“定居”。[9]与此同时，欧洲中心主义一面傲慢的声称，同性恋认同是普遍的、超脱历史的，一面用“西式同性恋”抹杀所有其他形式的同性性欲和身份认同，这实际是在“示弱”，说明他们意识到，即使在跨国联系更紧密的世界，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也在持续对多元性别的实践和概念产生影响。这种概念认识，为研究“女同志”性别认同范畴在当代台湾的出现，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背景。下面，我将简单说明该范畴出现的90年代初期，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。 [3]见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《性经验史》第一卷翻译版，Robert Hurley (London: Penguin) 1990；戴维·霍尔珀林（David Halperin）《性别有历史吗？》，出自亨利·D·阿贝洛夫（Henry Abelove）, 米歇尔·爱娜·鲍尔 （Michele Aina Barale）与戴维·M·霍尔珀林(David M. Halperin) 合著《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研究读本》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) 1993, pp. 416-31; 约翰·德埃米里奥（John D’Emilio）《资本与同性恋身份》，出自安·斯尼托夫（Ann Snitow）, 克里斯廷·斯坦塞尔（Christine Stansell）与 莎伦·汤普森（Sharon Thompson）合著《欲望的力量：性别政治 》(New York: Monthly Review Press) 1983, pp. 100-13; 杰弗里·威克斯（Jeffrey Weeks）,《对抗自然：关于历史、性别和身份》 (London: Rivers Oram Press; Concord, MA: Paul and Co.) 1991. [4]霍尔珀林（Halperin）《性别有历史吗？》p. 416. [5]德埃米里奥（D’Emilio）《资本与同性恋身份》 [6]在澳大利亚出版的关于“全球酷儿”的对谈，见丹尼斯·奥尔特曼（Dennis Altman）所著《亚洲同性恋的新世界》，刊于苏维尔·佩雷拉（Suvendrini Perera）等人编著的《亚洲和太平洋的名牌：身份、种族、国籍》（Melbourne: Meridian）1995, pp.121-138；《关于全球酷儿》The Australian Humanities Review 2(July-September 1996) http://www.lib.latrobe.edu.au/AHR/home.html, accessed September 10, 1996; 《“破裂还是延续?”同性恋身份的国际化》，Social Text 48(1996): 77-94; 唐纳德·莫顿（Donald Morton）《全球(性别)政治，阶级斗争，和左派酷儿》Critical InQueeries 1:3 (May 1997): 1-30; 彼得·杰克逊（Peter Jackson）《性别的持久性：从古代印度的潘达卡到现代泰国的同性恋》Meanjin 55:1 (1996): 110-120; 马嘉兰（Fran Martin）和克里斯·贝里（Chris Berry）《网络上的亚洲酷儿：台湾与韩国网络空间的性别融合》Critical InQueeries, 2:1 (June 1998):67-93. [7]见波维内利与昌西所著《跨民族性思考》GLQ 5.4 (1999), p. 439. 或者见波维内利与昌西所著《跨民族性思考》特刊GLQ 5.4 (1999);菲利普·布赖恩·哈珀（Phillip Brian Harper）等人编著《酷儿变性人》特刊Social Text 52-53 (Fall/Winter 1997); 辛迪·帕顿（Cindy Patton）与贝尼格诺·桑切斯-艾普勒（Benigno Sánchez-Eppler）编著合集《酷儿侨民》(Durham and London: Duke University Press) 2000；贝里（Berry）、马嘉兰（Martin） 和余燕珊 （Yue）合著《移动文化：亚洲酷儿新媒体》 (Durham and London: Duke University Press) 2003. [8]因德帕·格雷瓦尔（Inderpal Grewal）与卡伦·卡普兰（Caren Kaplan）, 《全球认同：性别的跨国理论研究》GLQ 7:4 (2001):663-679, p. 667; 彼得·杰克逊（Peter Jackson）《泰国身份认同的爆炸：全球酷儿和酷儿理论的重新想象》Culture, Health and Sexuality 2:4 (2000): 405-424; 劳伦斯·科昂（Lawrence Cohenm）《瓦拉纳西的洒红节与马哈兰的现代性》 GLQ 2:4(1995): 399-424. p. 401. [9]见詹姆斯·克里夫（James Clifford）《旅游文化》，出自劳伦斯·格罗斯伯格（Laurence Grossberg）, 卡里·纳尔逊（Cary Nelson）与保拉·特莱希勒尔（Paula Treichler）合著《文化研究》, (New York: Routledge) 1992, pp. 96-117. ...